中国古代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来的“秩序之美”，除了编年、纪传二体外，还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典制体，二是纪事本末体。杜佑创制的典制体通史《通典》，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反映出历史（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的井然秩序。杜佑《通典》说：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3]
这个逻辑体系，从纵向上看，是把自传说中的黄帝直至唐代天宝之历代典章制度的创制沿革、得失损益的秩序之美反映出来；从横向上看，是通过对国家政权职能的一些基本设施的认识反映出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秩序之美”。当时人评论《通典》，说它“诞章闳议，错综古今”，“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就反映了它在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南宋袁枢据《资治通鉴》内容，改成以事件为中心，因事而命篇，共厘为二百三十九事，略按时闻顺序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反映出所记每一个重大事件之始末原委、完整过程的“秩序之美”，同时也反映出所记这一个个重大事件之内在联系上的“秩序之美”，因此，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历史的双重“秩序”的结合。文学家、诗人杨万里序其书曰：“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这是称道它尽事之本末、说远而意近的“秩序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