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事务所分别通知各组召集人尽快进行，最后结果是：“一、四、五各组先后缴到提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盛意协助，第二组提案亦如期寄到，惟第三组因人事纷易，不易召集，未能及时起草。”有趣的是，第一组、五组提案名单有变，第一提案起草者只有梁漱溟一人，解释是“第一组由梁漱溟先生于旅途中起草，不及征得董杨二先生同意，故只列梁先生一人”；而第五组增加俞庆棠，“适俞庆棠先生自海外考察成人教育归来，遂亦参加讨论，故加列俞先生”。揆之史实，第一组另外两个成员，董渭川时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亦为此次年会筹备组主任之一，而杨效春就职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梁漱溟同处一个学院。从3月份拿到起草提案通知，到8月下旬年会的召开，其间有将近5个月的间隔，相较第五组添加提案人选的做法，第一组给出“不及征得董杨二先生同意”的解释，不免有牵强敷衍之感。在年会讨论环节，梁漱溟向大会报告后，杨效春还专门向其请教“何谓新社会组织机构，希望梁先生予以指明”。[59]由此观之，或许组员之间理念有别是更真实所在。同样令人玩味的是，第二组平教会的提案，该会虽“盛意协助”，以唯一的学术团体的名义的提案“如期寄到”，但却无一人参会（前后历届均有代表参会）。有研究者推测是因为1933年7月，即社教社年会召开前的一月，平教会与“邹平村治派竞争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主办权失利，而本届年会又恰好为梁漱溟所主宰有关”[60]。从社教社事务所记录看，梁漱溟的确非常活跃，年会前夕，为中心问题一案特来无锡，“梁君为本社第二届年会讨论中心‘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一案，日前特来锡一次，要同高践四、赵步霞、孟宪承诸先生详加商讨。由梁先生担任起草之一组提案，当即拟就交与事务所，以备提交二届年会讨论”[61]。其积极态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