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夫金是侨居国外的一位有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36]，季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说了这封信的大致意思。
接着伯爵夫人又告诉她一些反对教会联合运动的不愉快事件和阴谋后，就匆匆地走了，因为她那天还要出席某团体的集会和斯拉夫委员会的会议。
“无非是老一套。可是以前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她自言自语道，“莫非她今天特别气愤？真好笑。她的目的是行善，而且还是基督徒，但是她始终怒气冲冲。她总有敌人，那些敌人也都是基督和行善事业的对头。”
利季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另一个朋友，某长官的太太，告诉了她城里的种种新闻。到三点钟，她也走了，答应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还在部里。只剩下安娜一个人了，她便利用饭前的时间照顾她儿子吃了饭（儿子是和父母分开吃的），整理好东西，看过了堆积在她桌上的书信和便条，写了回信。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无端的羞耻感和兴奋感都烟消云散了。在她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感觉得自己很坚定，无可指责了。
她惊异地回想起她昨天的心情。“倒是怎么回事？什么也没有！伏隆斯基说了些傻话，说过就算了，我回答得也很得体。没有必要对丈夫说，也不能说。说出来反而小题大做了。”她想起她告诉过丈夫，彼得堡有一个青年，是她丈夫的部下，差一点向她求爱，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回答她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难免都要遇到这种事，他完全信赖她的稳重，决不会让嫉妒来损害她和他自己的尊严。“如此说来，何必说呢？而且，谢天谢地，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她自言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