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修养，吴与弼还在程颐“敬义挟持”说的基础上，提出“敬义挟持，实洗心之要法”的观点。他认为，心虽如明镜，却由于气禀之拘，物欲之蔽，而把它染上所谓物欲、邪思的尘埃。因此，他主张通过“敬义挟持”的工夫和读书穷理等集义工夫，加以“浣洗”，使心“莹澈昭融”而上达天理。他认为，“洗心”如同磨镜，去除尘埃，就能保持至虚至灵的心仍如明镜般“莹澈昭融”。正如他的诗云：“人心秉至灵，胡为自狼狈！十年磨一镜，渐觉尘埃退。”这显然是套用了佛教禅宗所谓“拂拭”明镜的说法。然而，尽管吴与弼只说心而不说理，但他仍受朱学观点的支配，承认心外有理。他的“存天理、去人欲”观正反映了他的思想特点。
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吴与弼更重视“主静”的涵养工夫。他提倡静坐、夜思的冥悟，如他在诗中言：“静坐超超独觉时，寸心凝敛绝邪思。聪明睿智何处在？昨圣之功信在斯。”又“思到此心收敛处，聪明睿智自然生”。刘宗周在《师说》中也称其学“刻苦自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由此可知，他的“静观”、“静观涵养”，静思冥悟，径求于心的门人陈献章衍化为心学的发端。所以说他的思想对阳明心学有开启之功，对明代朱学向心学的转换有重要的作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