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什么这还不够呢？想一想以色列人从埃及的逃离（the Exodus），希腊人从幼发拉底到黑海的大撤退（the Anabasis），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Hegira），英国清教徒（the Pilgrims）的横越大西洋，布尔人的艰苦跋涉（the Boer trek），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游行长队，布拉格的示威者：所有这些都必须要并入一个宏大的游行队列中吗？并入不会给予我们任何东西，因为任何这种游行的主要价值只存在于游行者的特殊经验之中。他们可以相互加入，但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也没有理由认定他们都朝向同一方向。宣称他们必须朝向同一方向，且善良的（或意识形态上正确的）人们能够朝之行进的只有一个方向，按照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不能承受的存有之轻》[10]（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中所说，是左派媚俗（kitsch）的一个典型例证。[11]这种做法也是哲学之傲慢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它与我们的道德经验并不契合。
Ⅳ
尽管如此，但对道德底线做出某种实质性的说明还是可能的。我觉得这种努力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我们理解我们表达自己的深层道德的必要性。世界语的道德等价物大概并不可能——或者说，正如世界语相比之下更接近于欧洲语言而不是其他语言一样，底线主义当其以底线道德的形式表达出来时将被迫带着某一种充量道德的倾向和习语。并不存在中立的（非表现性的）道德语言。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我们的诸多价值和诸多承诺之中找出一些来，正是这些价值和承诺促使我们与布拉格的人民产生共鸣并一道游行。我们也能够在自家范围内列举出类似的情境，归纳出我们的种种反应，并尽力推想出什么样的情境和反应是共同的。这一努力的最终产物大概就是所有社会赖以维持的一系列标准——一系列否定性的禁令，极有可能是一系列反对谋杀、欺骗、酷刑、压迫和独裁的法则。这一系列标准在我们这些20世纪末期的美洲人和欧洲人自己的范围内可能是以权利（rights）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而这种语言正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充量主义（moral maximalism）语言。但是，用这种语言来谈论那些任何人都不应该承受的伤害和错行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认为，这种语言是可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