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审定史料方法的大概。今人谈古代哲学,不但根据《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鹖冠子》等书,认为史料。甚至于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学”的材料,说这都是“古说而诸子述之。吾国哲学思想初萌之时,大抵其说即如此!”(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一编第一章,页六)。这种办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韩非说得好: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显学篇》)
参验即是我所说的证据。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如《皋陶谟》的“凤皇来仪”“百兽率舞”,如《金縢》的“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这岂可用作史料?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诗经·小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