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论，中国历史观受“正统论”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羊社会演变图说中形成的由预言向资治功能的转变，由此缩影成了类似黑格尔“绝对精神”式的自我封闭循环论，其庞大图式的合理性是由圣人设计来决定的；二是乾嘉学派的历史复原术，从清初顾炎武等人的“通经致用”到考据学派，都以细密至极的征实之学寻觅经典古义。二者虽俯仰于恢宏与精细之间，其根本的意义却均在于预设历史与价值判断的本质和起源，并据此探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与规律性。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深受以上传统的影响，往往是在追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旗号下进行的。人们早已不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到一种主观设计的框架之内，对历史事实提前作了本质性的规定，否则人们怎么一开始就常常那样清晰地测知古往今来的历史已经有了如此明确的走向了呢？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指出，对参与社会制度的人们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