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重重压力，秘鲁军政府没有被吓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军政府控制的一家报纸就贷款问题发表社论指出：援助是互相的，美国对秘鲁提供贷款，并不是美国对秘鲁的“恩赐”，“事实上，美国通过政府和私人贷款，在秘鲁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美国限制购买秘鲁商品，秘鲁进行了反限制，转而同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发展贸易，从而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政府对秘鲁的制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它的忧虑，担心秘鲁的行动会在拉美产生于己不利的连锁反应，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由国务卿罗杰斯出面要求和解，承认秘鲁是美国的一个友好国家，逐步取消了对秘鲁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尝试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在没收国际石油公司后，贝拉斯科再次重申，秘鲁军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要将“革命进程进行到底”，直至在秘鲁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军政府明确指出，传统的旧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国家对外依附帝国主义，丧失主权，在国内则加剧贫富悬殊，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处于贫困境地。军政府认为，这种制度是社会不公正的祸根，必须铲除。同时也认为，共产主义也不适用于秘鲁。因此主张建立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而是实行“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军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行国有化，确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在私人企业里建立“劳工社”。三是建立“社会所有制”企业，并把这种所有制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平等的经济模式。四是进行土地改革，将大庄园所有制变为合作社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