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尔文宗教改革[6]
在宗教改革中，路德的宗教改革总是行走在超道德主义的悬崖陡壁上，更不必说反唯名论的了，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总是陷入一种相反的新道德主义和新律法主义的危险，这是宗教改革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的一个标志。清教主义可以被当作历史对这种危险的一种妥协。宗教改革思想没有能力在斯库拉[7]和卡律布狄斯[8]这两种危险中安然航行，因此在处理这个宗教改革涉及的最终问题时，宗教改革思想一定会使我们感到胆怯和变得非常谨慎。要想公正地区别历史上的善与恶，以及处理在历史中行善的义务和可能性问题，绝非易事；要将所有这些相对的判断和成就归结为福音所宣称的生命与历史的终极真理也不容易。每一尝试的努力都会陷入关于《圣经》信仰的整个悖论式的观念：一方面是历史的特征和意义；另一方面是历史意义之完成仅在于上帝的审判与仁慈。
当加尔文面对罗马的教义时，他对宗教改革思想的阐述几乎很难与路德的立场相区别。他坚持说：“从神学正义的眼光来看，虔诚者的每一行为都值得谴责。”他认为，“这就是我们在与罗马天主教徒的每一场争论中都出现的重要问题”，因为，“我们与那些比较聪明的神学家的每一场争论都与公义的开端有关”；但是天主教相信，“人一旦通过信仰基督而与上帝调和，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的善行解释为上帝那样的公义，把这种功德当作他接受上帝的原因”，而“主正好相反，宣称这种信仰是亚伯拉罕式的公义”［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