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设立军机处，只有几位大学士和小章京在办事，皇帝的独断空前加强，形成极端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局面。我们说极限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制度体系走到尽头的时候。立储君的事根本轮不上大臣们置喙，一篇传位诏书封于密匣内，储君的事情就搞定，天意就变成了皇帝老儿的“龙心独运”了。皇帝是不拜菩萨的，因为他本人就是“现世佛”，也就是说他拥有宗教在尘世的最高权力；他拥有天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分财富；他又是世俗行政、军事、司法首脑。这样的皇帝确实是无法再增添任何一份权力了。
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民主”在数千年之后再次进入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近代中国看上去是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摇摆，中华民国初年的袁世凯，虽然是民选总统，但是满脑子的帝王思想，拿枪逼议员投票的事也能干得出；而后期的各地军阀大都不太买中央政府的账，自己能收税、自己有枪杆子，只担心中央军开进自己的地盘。国家组织瘫痪、权力涣散是国家动乱、民不聊生的根源。
共和国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给与了中央政府极大的权力，而改革开放则是在放权——收权周期中前行，但是中央集权的趋势是现在的大流。近年来政府职能调整主要是通过加强垂直管理，将“人、财、物”的控制权由地方部分上收到中央，从较早的海关、税务、工商，再到质量监督、国土等一些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从地方政府序列退出，改为中央或省以下垂直管理。而一直被呼吁“垂直”的对象，至少还包括审计、环保、广电等部门。这也是中央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尖锐矛盾、确保政令畅通、资源优化的一种战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