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8月26日，太平军高级将领十七指挥在安徽太平“近城各乡邀乡老数人，口称现在田稻将割，每亩交纳粮稻卅斤”。可是由于乡老们推托“要向田主去说”，该部太平军又随即“开船而去”，看来是议而未行。
《贼情汇纂》还记有太平军在湖北下“科派之令”的情况：
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存伪州县监军处备查，无上下忙卯限诸章程。催粮之贼不绝于道，赖数乡官支吾而供给之。
这种科派看来仍应属于贡献政策执行时期。这可能是湖北的某些地方在1854年春设立州县监军后，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和当地人士（乡官）共同拟定的对贡献钱粮的变通做法。但这和太平天国最高当局后来决定的在安徽、江西“照旧交粮纳税”已无本质区别。
太平天国为什么要照旧交粮纳税？这是因为太平天国自己已提不出新的赋税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贡献政策的执行又陷入了危机。
进入1854年后，太平天国日益面临着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粮食供应，一是安定社会秩序。太平天国选择了照旧交粮纳税的出路，这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选择的最好出路。
保证天京和广大太平军的粮食供应，这是改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很多著述指出：1854年上半年，天京的粮食供应曾十分紧张，上述那份关于照旧交粮纳税的文件本身就提到“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