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之法：《周官》大司徒云：“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云：“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夏官序官注》云：“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族，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家所出一人。”《遂人注》云：“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是郑谓乡遂之人，皆服兵役也。出车之法：今文家谓：“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又哀公十二年《解诂》云：“礼：税民不过十一，军赋十并不过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昭公元年《解诂》。《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同。古文家用《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云：“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土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小司徒疏》谓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再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故十井九十夫之地，惟有三千家。郑注小司徒引之。又其一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楣具备，谓之乘马。”如此说，则地方千里，当得兵车万乘，士三万，卒七十二万。《史记·周本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314《孙子·用间》：“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淮南·兵略》：“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皆据此立言也。此说，《汉书·刑法志》、郑《注》《论语》“道千乘之国”见《小司徒》及《礼记·坊记疏》。服虔注《左氏》作丘甲成公元年，见《诗·小雅·信南山疏》。皆用之。郑以前一说为采地制，后一说为畿外邦国法。《坊记疏》云：“凡出军之法：乡为正，遂为副。公邑出军与乡同。公卿大夫采地为井田，殊于乡遂，则出军亦异于乡遂。王畿之外，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计地出军则丘甸。”《小司徒疏》云：“凡出军之法：先六乡。不止，出六遂。犹不止，征兵于公邑及三等采。犹不止，乃征兵于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犹不止，则诸侯有遍境出之法，则十乘之赋是也。”案如《司马法》之说，一同之地，仅得百乘，与今文家说大国方百里千乘，天子畿方千里万乘者不合，故《疏》必以遍地出军之法通之。其实今古文说，本不可合。《司马法》与《周官》亦不合。古文家既强据《周官》为周制，又强以《司马法》说《周官疏》家虽曲为弥缝匡救，终不能自圆其说也。《诗·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笺》云：“《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乱，羡卒尽起。”《疏》云：“天子六军千乘，今三千乘则十八军矣。《地官》小司徒职，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纵令尽起，惟二千五百家，所以得有三千者？盖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举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数有改易，六乡之内不必常有千乘况羡卒岂能正满二千五百也？当是于时出军之数有三千耳。或出于公邑，不必皆乡遂也。”又《礼记·坊记》言：“制国不过千乘。”《疏》云：“千乘之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案《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则是过千乘，云不过千乘者？其地虽过，其兵赋为千乘，故《论语注》云：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又《诗·公刘疏》云：“夏、殷大国百里。周则大国五百里，大小县绝，而军数得同者？周之军赋，皆出于乡，家出一人，故乡为一军。诸侯一军，出其三乡而已。其余公邑、采地，不以为军。若夏、殷之世，则通计一国之人，以为军数。大国百里，为方一里者万，为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当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为三军，尚余七千五百，举大数，故得为三军也。次国七十里，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为田四万四千四百夫。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二军当用二万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羡卒充之。举大数，亦得为二军也。小国五十里，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为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满一军。举大数，亦得为一军也。”皆穿凿之说也。古之民，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别。征服者居中央山险之地，服兵役，是为乡。所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其人亦非不能为兵，惟但使保卫闾里，不事征戍，如后世之乡兵然。故《周官》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据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古兵农不合一之说，江永《群经补义》首发之，而此篇继其后，其论皆极精辟者也。江氏云：“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又言鲁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皆足为予征服之族居中央为兵，所征服之族居四周不为兵之说之证。315郑谓遂之军法如六乡，非也。《小司徒职》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田事而令贡赋。”亦与军赋无涉。《周官》实无计地出车之法，兵车牛马，亦皆公家所给。亦据朱大韶说。案《坊记》及《左氏》成公元年《疏》，亦谓乡遂之车马牛，为国家所给，特未能破《司马法》之说耳。盖至战国，用兵益多，军赋益重，乃有如《司马法》所云之制。《周官》虽六国时书，所言军制犹较旧，故其兵虽多于今文经，犹无《司马法》遍地出军之法也。此又可见兵数之日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