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写中，“解释”指向的是前文本，“讽喻”则指向现实语境。当然，首先是认知模式的改变为重新解释提供了可能，不过，之所以解释某一个前文本，之所以如此这般解释某一个前文本，则和重写者所处的现实语境关系密切，质言之，“解释”的同时更有“讽喻”的目的。为何重写大泽乡起义的小说要强调以陈涉为首的戍卒是“闾左贫民”？为何作家不约而同地用阶级斗争观念来解释这次起义？新的史学观念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从而使重释成为可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时局激发了作家们借古讽今的写作欲望。
孟超两次重写大泽乡起义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相隔十余年，孟超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就有所变化，他认为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解了‘奴隶们才真正是亡秦的’他的新的意义，就是不仅适用于农民的抗争，更适用于民族解放的局面”[1]。当1929年写《陈涉吴广》的时候，正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之时，十余年后重写为《戍卒之变》，则正当异族入侵、政府无力、民族危亡的时刻。从孟超的自述可知，小说本来就有讽喻的意味，要借古讽今；现实语境的改变使作家对前文本有了新的理解，观念有所变化，于是再次重写时讽喻的指向也就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