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过清晰的理路分析，奈恩敏锐地洞察到了体力劳动与心智劳动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二分性与超越性，以及二者的因果联系和辩证关系。他指出：“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还未解放时，‘物质’一定支配‘心灵’,社会一定支配个人。”①换言之，物质生产力不解放，心灵、个人就得不到解放，这时的物质与心灵、社会与个人必定是矛盾、冲突的存在。进而他指出：“要消解这样的冲突，就一定要有‘社会性的个人’的出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出现一种‘可以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人’(也就是可以履行自由之人)。”②可见，“社会性的个人”是消解物质与心灵矛盾的钥匙，只有出现“可以履行自由之人”,才能真正意义上终结社会与个人的冲突。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种“社会性的个人”出现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可以履行自由之人”在什么情境下才能产生呢?奈恩的答案是：“这种情境的出现来自心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心智剩余’的形成。”③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物质剩余必然是由少数人，即统治阶级所攫取的，由于对物质剩余的操控，他们可以避免单调无聊的劳动生产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把劳动生产活动强加于广大平民并剥削其劳动剩余。心智生产力直指这一不公正现象，其社会使命就是颠覆物质剩余从古至今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因为心智剩余具有不折不扣的社会性格，它不像物质剩余那般被资产阶级挪取，它的兴起预示了社会整合的真正潜力，预示了无阶级社会的雏形，同时也预示了超越体力与心智劳动的二分性。只有当心智劳动超越体力劳动并取得优位时，人才能真正地自由、解放，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然而，体力与心智的二分、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心智剩余的出现等都是在物质剩余的历史异化情境中所展开的，所以人民必定要诉诸革命(关于革命将会在下一部分论述)。就像奈恩所指出的：“它必然要和顽强的现状做斗争，因此必须要采取一种政治的形式，一种革命的形式，摧毁那逼迫它出现的情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