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恩准琉球每年可以购买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
当时就读北京国子监的琉球官派留学生有四个人，其中两人先后不幸病逝，中国官府出银二百两安葬于通州张家湾，并各给家属抚恤金二百两。剩下的郑孝德、蔡世昌二人学成归国，清朝以都通事的级别赏给大彩缎各二匹，裹各二匹，毛青布各六匹；二人的跟班也赏给毛青布各六匹。礼部还出面宴请了两位留学生一次。之后，二人随贡使一同南归回国。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正月，礼部派人护送琉球使团回闽。当月，琉球国也派出接贡船，二月初到达福建。接人的人反而有八十多人，比要接的人还多，而且也携带货物。贸易之后，两拨人在七月初秉风长行回国。至此，一次完整的朝贡才算结束。
不消说，“贸易”二字在整个朝贡活动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我们能从上述朝贡活动中捋出三条贸易途径来。首先，中国一直对朝贡采取“薄来厚往”的原则，以示恩惠怀远。对方进贡后，中国一般按照贡品市场价格的八到十倍给予赏赐，等于是花八到十倍的钱来“购买”贡品。而贡品为该国土产，本就低于中国市价，之间获利极丰。因此，琉球等国“朝贡”的热情很高，常常不按定例以各种名义来贡。如琉球国官生在国子监学习肄业归国后，琉球国要附进谢恩贡；皇帝恩赐匾额（甚至“福”字），琉球也进谢恩贡。清朝则希望“照章办事”，雍正年间规定谢恩不遣专使。但是，琉球使团仍会额外到来，清朝便将物品抵作下届正贡。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贡使携物至，清朝令延为下一次正贡；但两年后（乾隆二十三年），贡使又捧着贡物来了，清朝只好再次把它顺延为两年后的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