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
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目确立，史学正式脱离经学而成为重要的独立部门，是这一时期史学充分发展的首要标志。
两汉以前，著录家序录群书多分为七，如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著《七略》，除《辑略》为总要外，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典籍分为六大部分。六大部分之中，《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即《史记》）《汉著记》等重要史书被附于《六艺略》中的《春秋》之后。可见在那个时代，史学是经学的附庸。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照搬刘氏《七略》，只是“删其要，以备篇籍”而已。这一分类法，反映汉代以前史书尚欠丰富，史学不够发达，未能摆脱“附经立说”的局面。
魏晋以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日渐丰富，国家的图书越来越多，著录家们逐渐打破陈规，开始实行新的分类法。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一分类法正式把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承认史学是学术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部门，而列之于丙部。它充分表明，其时史学的兴盛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已取得了足以与经学、诸子、文学分庭抗礼的地位了。东晋初，著作郎李充整理典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五经为甲，史记为乙，诸子为丙，诗赋为丁。至此，按经、史、子、集分类的顺序完全确立下来，史部由丙部升至乙部，与经部仅有伯仲之分，说明其地位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