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柏辽兹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结果，她们很高尚地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