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创作远不及其散文创作的成就大，他对诗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理论建设上。他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为晚清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反映新的时代内容；传统诗歌之所以日趋衰落，就在于它已无力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这就要求诗人摆脱传统的束缚，勇于探索新的创作道路。他在《夏威夷游记》中强调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意思是中国诗界在拟古诗风的影响下已经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革命就无出路。然而，“诗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诗界的“哥仑布”“玛赛郎”式的革命人物必会应运而生。这是晚清较早揭出“诗界革命”旗帜的文字。所谓“诗界革命”是提倡用反映新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新诗歌，取代旧诗歌。新诗歌的特点何在？梁启超指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9]他所说的“新意境”“新语句”指的是西方的新文化；“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是指对旧诗歌在形式上、风格上的一定保留，反映了“诗界革命”不彻底的一面。“诗界革命”实质上是要在旧的诗歌形式中注入全新的内容，就是要在保留传统诗歌风格的基础上，勇于吸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素养，打破中国传统诗歌的封闭系统，使中国诗歌面向西方、面向世界。这一方向是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追求的个性自由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