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并不说明康熙皇帝治理国家不要法治，他反而更加注重立法和执法，并强调保持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甲寅日，大学士等以左都御史赵申乔奏农忙之时京城地方亦应遵例停讼疏请旨，康熙皇帝答复说：“农忙停讼之言，听之似乎有理，而细究之实无裨益，赵申乔总未知事之本原耳，天下之民非独农人商贾涉讼即废生理，百工涉讼即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于应准者准之，即行结案，则不失农时，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时滥收民词，案牍堆积，冬季词讼，迟至次年五六月而后审理，虽停语何益?”
康熙皇帝认为，制度应随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损益，但不可以损益制度来夸矜自己的作为，应尽量保持制度的稳定性。他说：“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果属不可行者，自应参酌时宜，归于可久。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近阅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为更张，或粗识数字，即为大言，准之事理，殊属茫昧，如逞空言，无补实用，其谁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今后凡条奏本章，尔大学士等务加详酌。”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康熙谕礼部说：“古帝王抚御天下，莫不以礼制为先务，然厘定章程，必文质适中，方可昭垂永久。前见风俗近奢，恐渐流于僭滥，故令更定条例，一切服饰，力崇俭朴，冀返敦庞，讵意有司奉行过当，专事苛细，借端纷扰，以致商贾壅滞，物力匮诎，小民深为未便，以后着仍照康熙九年定例遵行，见今一应禁约俱行停止，尔部即遵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