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云：“韩持国服义最不可得。一日某与持国、范夷叟泛舟于颍昌西湖，须臾客将云：‘有一官员上书，谒见大资。’某将谓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资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来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为正叔太执，求荐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为曾有不求者不与，来求者与之，遂致人如此。’持国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逦寻医，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难之，谓供职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无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则知某者也。当时执政大臣皆相知，故不当如此受。今则皆无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贫，不使饥饿于我土地。某须领他朝廷厚意，与受一月料钱，然官则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诰，却不供职，是与不受同。且略与供职数日，承顺他朝廷善意了，然后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职，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转运司状，某不曾签。国子监自系台省，台省系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状，岂有台省倒申外司之理？只为从前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体，直得恁地。须看圣人欲正名处，见得道名不正时，便至礼乐不兴，自然住不得。夫礼乐，岂玉帛之交错，钟鼓之铿锵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久做他底时，须一一与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