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是勤奋的史料搜集、整理者和严肃的史料辨析者。对史事的求真精神和对史料的批判态度，是王世贞治史的主要特点。如《弇山堂别集·亲征考》有一条记载：“永乐八年成祖文皇帝北征军令，实录不尽载，故记之。”[66]下文则全部录出“军令”凡54款。其《诏令杂考》说：“自高帝以后，书檄之类，不登诏令，及不可以入史传者，录以备考。”[67]其《市马考》云：“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货于四夷市马。而降虏土目来朝，及正元万寿之节，内外藩屏将帅，皆以马为币，自是马渐充实矣。其互市之详，《会典》与志皆不载，故记之。”[68]这都可以反映出王世贞在史事上的求实精神。他对实录、野史、家乘的“考误”，则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史料的批判态度，其《史乘考误》历来备受推崇，绝非偶然。但是，他对于国史、野史、家史的积极作用和文献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
第三，他是一个有强烈时代感的史学家。他执着于国史的撰述，固然有史学传统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是受到时代的多方面启示。他在《赏赍考·即位之赐》中指出：天子即位之赐，“高皇帝时无之”，后来有了，且范围与数量不断增加，“自是，后代稍裁省，然府藏之积，往往不胜其费矣”[69]。这是在批评最高统治者不断走向奢靡。宦官对政治的危害和对世风的毒化，明代尤盛于前代。王世贞洞察于此，故于宦官问题颇致力探讨，这就是为什么《中官考》占了《弇山堂别集》十分之一多的篇幅。他的《中官考》序，深深地反映出他对政治的忧虑。王世贞在史学上从“是古非今”而转向“博古通今”，也反映了他“随事改正，勿误后人”，追随时代前进的自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