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训释不外乎普通语词及百科名词两个方面，而《尔雅》兼而有之，因而就由《尔雅》为首，历史地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雅学’，作为我国训诂研究的主体。”[51]
《方言》的基本体例是列出被释之语，然后加以解说。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在解说中，他很注意用全国或某地域的通用语，去串解各地方言。如卷一第十四条“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凡语，即通用语。
《方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它揭示了汉语发展变化的两个规律性现象。其一，许多汉代的同义词来自古代不同的方言词。卷一第十二条在解说戎、京、壮、将等同义词后，说：“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对部分同义词的成因，作了精辟说明。其二，许多古今语、方言词的差异，是由“转语”所致。这种转语就是以同声或叠韵为由，发生地域上或古今间的不同语义变化。转语现象后来成为人们以音求义、探求语源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