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更多的是关于考证学的方法论的论述。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有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25]。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26]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27]胡适所讲的这些见解，中心是考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28]，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影响甚大。
顾颉刚和陈垣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论点、方法、著述，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强有力的表现。顾颉刚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和方法，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以及他对古史传说的演变的探索、对古代的民族和地域的探索、对古书的著作时代的考订。由此而引发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关于古史的讨论，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胡适称这个讨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29]。这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垣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类例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在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以及宗教史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拓宽了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领域，也使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更加坚实。例如，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被胡适誉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30]。从思潮的发展来看，陈垣在两个方面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第一，陈垣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史料的整理”的系统的主张，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史籍的整理”和“档案的整理”[31]。第二，陈垣认为，对传统的考据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他指出：“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前人的考据有不科学的，也只能说某人某文或某书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32]。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这个看法，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