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制度性危机主要体现在国家学科制度调整对教育史学科身份和生存状态的影响。“大学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所有知识门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但大学的院系划分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但其实并没有完成。”①教育史学科的制度化，致使在实践中其体系从来没有实现统一的科学一元论，教育史知识的整体性只是存在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或者说只是一种理性的假设罢了。除此之外，还体现在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教育史学科获得的外部社会资源较少。例如，在人才培养方面，教育史专业硕博士招生人数较少、青年教育史学者迫于高校考核机制不得已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等；在学术共同体方面，教育史学会获得的资源有限，《教育史研究》会刊获得的经费支持不多；在课题申报和论文发表方面，国家对教育史学科项目的立项较少，刊发教育史类的期刊不多；等等。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路径是从外部制度到内部学术的，在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性研究并没有成熟时，便被国家纳入学科发展体制内。一方面，获得国家的经费和制度支撑有利于教育史学科内部学术研究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教育史学科内部还处于稚嫩状态，无力应对这样的制度危机。所以，只有教育史学科的内部制度建设好了，教育史学科的地位才能牢固，教育史学科的危机才能解除。换言之，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性危机是重中之重，只要教育史学科的根基打牢了，任由外界如何变化，教育史学科都将傲然矗立于人文学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