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钱著、邵著、王著，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是一个逐渐推进。钱著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辨析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甚至只是把中国文化精神看做纯粹优秀的成分，当做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精神支撑。认为“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必将复兴”，“说中国民族国家文化该久远存在的，那才是中国人良心中之人理，不可磨灭之人理”[202]。邵著完成并出版于20世纪的最后一年——2000年，明确揭示了“文化精神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并具体把“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维。[203]就学理的层面来看，这比钱穆的同名著作大大前进了一步。王著完成于2004年，出版于2005年。王著区分了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并对文化精神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思想特质作了剖析，提出了民族精神可能和文化精神一致，“今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已趋于一致，这就为民族精神的时代升华提供了历史的机遇”[204]。这种阐释，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是，发人深省的是，无论钱著，还是邵著和王著，都没有探讨甚至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邵著在其附录的《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综述》中有“关于人文精神”的综述，我们从这个综述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人文精神的研究，侧重于人文精神的内涵、特点、有无、中西比较等，而没有对人文精神与文化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关系作必要的探讨。尽管如此，并不说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重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