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63]但马克思同时认为，这“双重的使命”都是不自觉的，西方资产阶级主观上并没有任何重新改建东方社会的意思，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社会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东方人民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64]。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65]就是所有制问题，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66]。
所以，马克思希望东方社会“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并且认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全人类以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