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不仅在学习上关心我，对我生活上的困难同样关心，并给予有力的援助。1929年尾，我的钱花光了，后援无继。咋办？我从闭塞的四川奔向晓庄，单靠家庭经济条件是不可能的。在师友的资助下，我带了不到120元动身，到晓庄时已花去一半，到年尾就光了。膳食部催缴膳费，我恐慌了。想到出川时，人们说的不少四川青年流落下江困苦不堪的可怕后果，更加不安。我把情况告诉了方与严先生，本没存什么奢望。不意几天后，方与严先生转告我陶先生的意思：一是去主持特约太平门小学，一是继续编《晓庄战报》，每月学校给生活费八元，让我考虑。这个消息，把我从困境中解放了出来，几乎使我不敢相信。事后想起来，我幸而投奔在晓庄学校——亲爱的晓庄，我没有成为“流落下江的四川青年”之一，这是陶先生的关心所致。
陶先生给我的两个选择，经一位安徽籍同学黄公弼的鼓励——愿同我合作，终于决定再约一位同学一道去太平门小学。我们三个人的结合，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陶先生完全没有过问。这是陶先生对我的工作上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三个去太平门小学后，没有多久，吃饭成了问题。因为太平门小学改为晓庄的特约小学，同南京市教育局的经费关系还不清楚，办学经费没有着落。我们写信向陶先生求援。第二天陶先生就派人送来25元。我们接钱在手，温暖、激动、感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知道陶先生的钱是多方筹措的，来之不易。我们决心按照《我们的信条》（晓庄教育十八条）的精神，办好太平门小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陶先生特地来看望我们。我们汇报了情况：校舍教室的修整是自己动手的，场地平整是带领大儿童一起干的，用帷幕隔教室，用彩纸挂图美化教室，孩子们玩的铁环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给贫苦儿童的书籍纸笔都是在我们的工资中开销的。儿童由起先的三四十人增加了一倍，还有成人识字班，连派出所的全体官兵都成了我们的学生。陶先生听了微微一笑，认为学校有了生气，很高兴，作了详尽的指示。并叫我们取下教室里墙壁上应时的“国府”要人挂像，说“只挂孙中山先生的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