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十年的上百篇文章中，有不少值得称道。法学家罗贝尔·贝尼耶(Robert Besnier)对“私有财产”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讨论它从古罗马时期到现在的各种变体和局限；国外学者皮朗和弗里茨·罗利格(Fritz Rorig)(《年鉴》唯一的德国学者),对中世纪的商业史研究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罗伯托·洛佩斯(Roberto Lopez)专门探讨热那亚资本主义的起源；G.I.布勒蒂亚努(G.I.Brǎtianu)对巴尔干和拜占庭的农奴制进行了深入考察。1933年，布洛赫勾勒了修正主义的货币发展史，直接提到了当前的世界危机，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为发展关于中世纪货币的“信”史奠定基础。②
几乎所有考察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的文章，都在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如工业和农业、汇率和信用、银行和股市、铁路和运河的修建等。它们涉及的地域范围极广，包括北美、南美、非洲、中东和亚洲。美国经济史学家厄尔·J.汉密尔顿(EarlJ.Hamilton)记录了16世纪卡斯蒂利亚地区(Castille)惊人的价格革命。豪塞呼吁人们研究银行在现代欧洲早期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在布洛赫详细考察农村的个人主义之前，勒费弗尔就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农村的冲击进行重估。安德烈-埃米尔·萨尤(André-Emile Sayous)重新审视第二帝国时期斯特拉斯堡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萨尤是一个多产的经济学家，也是《年鉴》的忠实支持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