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的不幸，代表文明的，主要是各种利益的一种杂糅，而不是道德原则的一种组合。文明面临或者自以为面临危险，就惊叫起来；于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守卫、援救并保护文明；于是拯救社会，匹夫有责。
这种狂热有时还会导致屠戮。国民卫队的一个支队，就私自组成军事法庭，用五分钟审判并处决被俘的一名起义者。正是这样一种临时机构杀害了若望·普鲁维尔。残酷的私刑，哪一方也无权责怪对方，因为这种私刑，欧洲的君主政体实行，美洲的共和政体也实行。私刑又因误会，事情就越发复杂了。在一场暴动的日子里，有一个叫保罗-埃梅·加尼埃 [3] 的年轻诗人，在皇家广场被人挟刺刀追逐，逃到6号的门洞躲起来。追赶的人喊：“又发现一个圣西门信徒！”要抓住杀掉他。当时，他不过是腋下夹了一本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一名国民卫队员瞧见书皮上有“圣西门”的字样，就高喊：“打死他！”
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城郊国民卫队一个连，由上边提到的法尼科 [4] 上尉指挥，就是任性妄为，在麻厂街造成大量伤亡。这一事件尽管十分特殊，还是在一八三二年起义之后，由司法预审记录在案了。法尼科上尉是个性情急躁、胆大妄为的市民，类似维持秩序的雇佣兵角色，具有我们上面描绘的特征，既是狂热的唯政府主义者，又无法无天，总是按捺不住要提前开火，野心勃勃想独自夺取街垒，也就是说只靠他一连的兵力。他望见红旗倒下，又树起他视作黑旗的旧衣衫，简直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那些将军和各部队长官；他们还在开会研究，认为总攻的时刻还未到，借他们之间一个人的名言说：“让起义在原汤里煮熟。”然而，法尼科却认为街垒已经“熟”了，熟了的东西就该落地，因此他要试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