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或者，如某些近代理论家所主张的，这是因为我自己发明了或有能力发明它们；因为“规则”（rules）本是人类所订立的。
[18] 这一点，在实践行为中，比在理论中表现得更清楚。
[19]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边沁所说的是最具决定性的话，他说：“自由不是做坏事的自由，又是什么？我们不是说‘我们必须剥夺痴人与坏人的自由，因为他们滥用自由’吗？”请把这段话拿来，和同一时代的一项雅各宾党人的典型宣言互相比较，后者说：“当一个人在做坏事的时候，他就不是自由的。防止他去做坏事，就是使他获得自由。” 19世纪末的英国唯心论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回应了同样的论调。
[20] 强迫人类采取正确的政府形态，用强制力使他们接受自己的权利，这不仅是每一个具有真知灼见而有能力如此做的人应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们的一项神圣的责任。
[21] 康德在他的一篇政治论文中曾说：“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普遍依循法律而运用权利的文明社会。人类的本性，迫使人类必须解决此一问题。唯有在一个拥有最大自由的社会中，唯有以严格的决心与界限之保证，来限制个人自由，使它能够和别人的自由共存共荣，大自然的最高目的，即大自然全部能力之发展，才能在人类社会中实现。”——这一段话所勾勒出来的理想，与“消极自由”的理想，最为相近。除了“目的论”上的含义以外，此一说法，乍看之下，和正统的自由主义并无多大差别。其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为个人自由的“严格的决心与界限之保证”，订立一个标准？近代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最为一贯的时候，所要求的，即是一个“最大多数的人，能够实现他们的最大多数目的，而除非这些目的妨害了别人的目的，否则我们对此类目的本身，不妄作评价”的状态。他们希望仅从“避免人类诸多目的互相冲突”的观点，来为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划定界限，因为那些目的，常被认为是具有同样的“终极性”、是同样“不可加以批判的”云云。康德及属于他那一类型的理性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的目的，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自由的界限本是运用“理智”（reason）的规则来订定的，而理智并不只是此类规则的一种通性而已，它还能够创造或揭露人类本身所具有的、适合于全人类的目的。借这一理智之名，任何非理性的事物，都可被加以谴责，也因此，我们对诸多个人的想象与癖好，所驱使人类去追求的目标。例如美学上的或其他非理性的自我表现的行为，便都可以假理智之名，而加以压制，至少，在理论上而言是可以压制的。而假如唯有理性的目的，才是一个“自由人”的“真正”本性所追求的“真正”目的，那么，理智的权威及理智所加诸人类身上的责任，与个人自由原是同一回事。我必须承认：我从来就不了解上述这一段话中，“理智”的意义何在？我只想要指出：此一哲学心理学的“先验”假定，是和“经验主义”不能相容的——这就是说，它和任何以我们对人类经验之了解为基础所建立的学说，都是不能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