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工作了4年。曾以“静矣”署名，责编他的长文《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任老师大为高兴，筹划着出版《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时，用一篇对话录作序言，邀我跟他对谈。
我哪有对谈的功底，顶多当个发问者。对话持续了十几个上午，最后由任老师定稿。过程中免不了谈到他没评上教授的原因，我问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章和学院派论文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他说出了一段著名的自我概括：“你知道我十分厌弃‘书房写作’‘图书馆写作’，你不觉得由书本产生的书本太多了？我想……从身体到书本。我想试试，把‘观念’变成‘经验’，把‘思索’变成‘经历’，把‘论述’变成‘叙述’，是不是理论的另一种可能。我在寻找一种语言方式，把哲学、诗、历史、文化等重新写成自由的散文。说‘重新’，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过先秦散文，尤其是庄子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