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这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建立起来？换言之，这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战国策派的思想家们陷入一种短视的思想误区。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谈什么“民主政治”、“宪法政治”，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奇特的事”，目前中国的“第一任务”是建立“独裁国家组织”，组建“大权在握的政府”。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要建立独裁政府，当然需要独裁人物，需要天才、英雄和超人。为此，他们竭力鼓吹叔本华的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主义。他们强调，意志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中心，生存意志是推动人类行为与人类进步最伟大的力量。“照叔本华的观念，宇宙间根本没有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切的一切，存在的基础，支配的力量，都由于生存意志。”“道德的教训，宗教的信条，政治的原则，社会的组织，文化的进展，在适合生存意志的时候，自然能够久存；在相反的时候，终究必归于消灭。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道德。天下古今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道德标准，只有与生俱来与死不去的生存意志，——它与死不去，因为它还要借子孙的形体来继续永生。”他们反复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正义，国家与民族永远需要的只是“力量”，只有力量才是满足国家与民族生存意志的法宝。“民族与民族的生存意志，到了最后关头，永远要取不可调和的对立形式”；“国家和国家也是一样，生存利害冲突到最严重的时候，只有拼个你死我活”，绝没有任何调和，或互惠，或双赢的余地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