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反观现代的艺术,无疑存在不足。我们不能漠视本土固有的文化艺术传统的弱化,而听凭形式搞怪或功利至上风习的泛滥,也不能任由一把从他处借来的“解剖手术刀”,任意割裂或撕碎传统艺术观念。故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讨论传统的艺术和观念的时候,要同时发掘他们在文艺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而不是机械地搬到一套借来的理论体系之中。举例来说,德国古典哲学里的“绝对理念”和庄子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其内在的思想源流不同,是不是要分别阐述其文化之根,然后才可能进行比较研究?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不仅思想根源上与民族文化核心观念紧密联系,即便从体裁上看,也是自成体系的。例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他分四十九个专题(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自序),较为系统地总括了文艺创作源流、阐述了中国古代文艺基本思想,他的体例便是直接从西汉的《淮南子》而来,而《淮南子》又取法于先秦的《庄子》《韩非子》等。《文心雕龙》之后,历代的文艺理论著作也大多取法于专题论释的体例,遂形成传统。换言之,我国古代的文艺思想并非没有体系,只是自有体系,不求以某一绝对观点统摄全部论释,而是求得阐释之有理且精彩,以便于人们更深入认识文艺和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开展。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部分有理论雄心的文艺思想家寄望于以特定的一种“艺术精神”贯穿中国艺术史或艺术思想史,观点深刻却难免有所遗失,造成对丰饶而多元的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定程度的误解,不能不令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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